派生资本 提振内需，需找准并疏通消费堵点

刘锋（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日前，商务部消费促进司负责人在解读今年前7个月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情况时表示，我国消费市场发展态势总体平稳。数据显示，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3.7%，增速比去年同期高1个百分点。1—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8.42万亿元，同比增长4.8%，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2%，商品和服务零售合并同比增长5%左右。

在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关键现象是居民储蓄持续增长与消费动力相对不足并存。这并非主要源于居民主观“不愿消费”，而是受到“能消费”（购买力基础）、“敢消费”（安全感信心）、“易消费”（便利性体验）三个维度存在的系统性因素影响。有效激发内需的关键，在于精准识别并系统性地疏通这些关键堵点，通过深化制度改革，构建公平、顺畅、有保障的长效机制，充分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内需潜力。

数据显示，2025年上半年我国住户存款余额增加了10.77万亿元至162.02万亿元,增幅为7.42%。然而，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为5%，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仍低于60%。这一显著的“高储蓄—低消费”现象，深刻反映了内需引擎尚未充分激活的核心问题：横亘在“能消费”与“敢消费”之间的“易消费”问题，即消费过程中的便利性、可获得性与体验感存在一些堵点。

“能消费、敢消费、易消费”构成了激发内需活力的三位一体长效机制框架。其中，“能”是物质基础，关乎居民实际购买力；“敢”是心理基础，关乎消费安全感和未来预期；“易”是转化桥梁，关乎消费意愿向实际行为的转化效率。当前，这三个环节均需要在不同程度上优化调整制度性或结构性因素，需要系统化梳理并精准施策，而非简单归因于消费意愿不足。

稳固“能消费”的基础：提升居民实际购买力

居民实际购买力的可持续性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当前需通过五方面措施着力破解相关堵点。

首先，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初次分配中着力提高劳动报酬占比，健全工资合理增长机制；在再分配环节强化税收、社保、转移支付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功能，持续壮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

其次，稳定社会预期，降低预防性储蓄。其中包括加强宏观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预期管理沟通，完善社会保障安全网，有效缓解居民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领域的未来支出忧虑。

第三，应保障重点群体收入及时足额获取，这主要是考虑到部分群体（如外来务工人员）的消费潜力受限于收入获取的稳定性问题。因此需着力推进三方面措施：一是落实支付责任，在工程建设领域全面推行“工资专户+总包代发”制度，强化建设单位支付担保责任；二是健全信用约束机制， 对恶意拖欠行为主体实施市场准入、融资等方面的联合约束；三是完善权益救济渠道，优化外来务工人员等群体追索劳动报酬的立案、执行流程，降低其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成本。

第四，畅通企业资金循环，保障就业源头。一些中小微企业应收账款积压，可能会间接影响部分员工收入和消费能力。为此，笔者建议采取以下三方工作：一是规范公共采购支付，逾期应承担相应责任；二是创新供应链融资， 依托技术手段建立高效应收账款确权与融资平台，降低融资成本；三是清理历史债务拖欠， 可探索专项清偿机制。

第五，稳定财产性收入预期。当前房地产市场处于转型调整期，对居民财富预期的影响需予以重视。因此，当前稳楼市，推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运行，有三方面关键工作：一是强化预售资金监管，实行多方协同、穿透式监管，确保资金安全用于项目交付；二是完善项目风险处置机制，通过政策性支持、地方国企托管等多种方式推动特殊困难项目完成交付；三是探索销售模式优化，在条件适合的地区稳妥推进现房销售试点。

筑牢“敢消费”的安全网：强化权益保护与民生保障

基础民生保障水平与消费权益保护力度，是影响消费安全感与信心的深层因素，应从这两方面着手，筑牢“敢消费”的安全网。

加大民生投入，有利于降低“三育”负担，有四方面具体措施需予以关注。一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显著提升教育（普惠性学前与职业教育）、医疗（提升基层能力、减轻个人负担）、养老（增加普惠供给、推进长护险）等公共保障水平。二是构建生育友好环境，增加普惠托位供给并合理定价，探索延长带薪育儿假成本分担机制，加强学龄儿童课后服务。可考虑提高婴幼儿照护费用个税专项扣除标准。三是推动医疗资源分布更加均衡，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县域，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四是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扩大长期护理保险试点范围，支持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发展。

此外，还需健全消费权益保护体系。一些消费领域的侵权事件（如个人信息泄露、虚假宣传、定价不透明等）易催生部分消费者的消费顾虑。因此，关键在于：一是提高侵权成本，对食品安全、医疗欺诈、金融诈骗等重点领域违法行为实施更严厉的处罚措施；二是优化维权机制，推行消费纠纷举证责任合理分配，探索小额诉讼特别程序，降低维权门槛和成本；三是强化个人信息保护，严格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加大对违规处理个人信息行为的惩处力度；四是优化监管体系， 加强重点领域（如冷链食品溯源，诈骗银行账户的身份穿透等）全链条监管能力建设。

优化“易消费”的环境：破除壁垒与升级场景

“易消费”是实现从意愿到行为转化的关键环节，需从制度环境、消费场景、供给质量综合施策。

首先是深化制度型开放，推进跨境消费和服务领域便利化改革。一是审慎评估与优化管理措施。近年来国家出台了《关于促进汽车消费的若干措施》等政策，因地制宜优化汽车限购措施；今年相关部门表示，指导限购城市针对长期摇号家庭和无车家庭等重点群体定向增发购车指标。对于汽车等大宗消费的管理，未来可考虑更多进一步转向经济调节手段（如拥堵费）和提升公共交通供给。保留购车指标的城市可进一步考虑提高新能源比例、探索家庭配置方式，以及车主车牌的穿透式身份管理并与保险连接。二是提升跨境消费便利度，优化个人外汇便利化额度管理及大额经常项目购付汇流程，改善银行卡境外交易体验，扩大海南自贸港等免税政策效应（额度、品类、流程）。三是推进服务领域“放管服”，全面推行“一业一证”“证照联办”“告知承诺制”，建立全国统一的服务标准与监管规则，消除区域壁垒，推广电子证照应用。

其次是扩容提质，打造友好消费场景。一是培育高品质服务供给。通过政策引导，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体等短板领域；支持传统服务业数字化、智能化、品牌化升级；建立完善的服务质量与信用评价体系。二是包容审慎支持新业态新场景。对外摆经济等制定精细化管理规范；为VR/AR、智慧零售等创新模式创造友好发展环境；支持文旅商体融合，打造综合消费目的地。三是深入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加强供应链下沉，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尤其解决冷链“断链”问题）；强化农村电商基础设施和人才支撑。

第三，应建立长效机制，对消费市场进行监测、评估与持续优化。一是构建“消费便利化指数”监测体系。从制度环境、场景覆盖、供给质量、成本负担、满意度等维度进行综合评价，定期发布。二是完善政策后评估与反馈机制。建立政企、政民常态沟通渠道，评估政策效果。三是实施“消费堵点”清单管理。系统梳理普遍性问题，明确责任主体与整改时限，定期督查清理。

系统施策，释放市场动能

消费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具体体现。当前提振内需的核心，在于精准识别并系统性地疏通影响“能消费、敢消费、易消费”的关键堵点。这要求决策和监管部门摒弃简单归因于“不愿消费”的思维，而应聚焦于制度公平性、权利平等性、信息透明度的系统性提升。

因此，笔者认为未来工作的重点方向应聚焦于：破除影响公平的制度性因素（如公共服务非必要差异化、价格歧视、身份限制等）、填补高质量商品和服务供给的空白、弥合关键民生领域的保障短板。这需要我们以更大的决心和智慧深化制度改革与高水平开放，构建起更加公平、畅通、便捷、友好、充满获得感的消费环境。唯有如此，才能将高储蓄所蕴含的巨大需求潜力有效转化为现实的消费信心与行动，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且深厚的支撑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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