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侠优配 “开学一周后，孩子脸上冒痘痘、驼背、厌食，开始生理性厌学了”
开学一周多，有的家长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就发现家里的孩子状态不太对：
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早上起床磨磨蹭蹭、喊头疼；一提写作业就烦躁、喊累，对上学生理性抵触，脸上冒痘、浑身不舒服，甚至直白地说：“我不想上学了。”
图源：网络
家长也知道，这可能不只是孩子“懒”或“不听话”那么简单。但面对孩子的抗拒，只能干着急。
而在浙江杭州的某个村子，一个四年级的女孩，走进村里一座叫“小苑”的院子。
她瘦得像一根火柴，手腕上有陈旧的割痕。在学校里，她不说话，不社交，吃不下饭。
小苑主理人智霖没有给她做任何心理疏导，他每天做的事，就是带她在田野里遛弯。“什么都不说，就是走。”智霖回忆。
走累了，两人就在垄上坐着发呆，看远处的山影一点点暗下去。
图源：受访者
第二周，智霖试探性地问她要不要加入画海报的小组，女孩点点头。到了第三周，女孩在饭桌前端起了碗，脸上有了微弱的笑意。
这是智霖在村里做小苑项目的日常之一。
几年前，他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人类学系硕士毕业。同龄人大多揣着名校文凭，进互联网大厂。
智霖跑回乡下，租下一间农舍，带着一群孩子画画、种菜、满山乱跑。这些孩子们一到周末、假期，从杭州市区等地过来，在这个没有围墙的“小苑”里待上几天。
有人说他浪费学历，有人说他逃避现实，他不辩解，他只是想试试“能不能做出想做的事、过想过的生活”，他觉得，自己想补上一个缺口。
1
租几间院子，做一个补充
智霖发起的“小苑计划”，选址在杭州周边的村子里，这个选择，他做过一番调研。
杭州有山有水，乡村发展得好，“半城半乡的生活方式，目前只能在杭州实现。”
周一到周五，孩子在城里上学，大人在城里上班；周末，他们来到村里，在智霖的小苑待上几天，接触自然、参与活动、自主思考。
图源：受访者
目前，“小苑计划”的新一批参与者已经招满，有人好奇：
为什么家长让孩子来这里？仅仅是可以来村里生活，有一片菜地，有一块花圃放松吗？
在智霖看来，其实不是，尽管这是他们考虑的因素之一，包括看起来更理想化的：
让孩子找到自己的兴趣和热爱，能够沟通协作、有社会化的关系等。
而家长们送孩子来的主要需求其实非常具体且迫切：孩子厌学了，孩子不沟通了。
有人质疑：“你们这玩玩学学的，节奏是不是太慢了？”智霖总是那句话：“很多时候，慢就是快。”
他见过太多深陷厌学泥潭的孩子，有些孩子一到周末失去了自己的时间，
“学了很多，但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有些孩子也不是不想说话，是找不到说话的人，找不到能让他感到安全的环境。”
于是，智霖发起“小苑研习社”，为孩子招募了一群主理人，他们乐于分享自己的技能，有兴趣类、学科类、生活类、非遗类……
孩子喜欢音乐，就去学音乐，可以一起做乐队；喜欢画画，就去村里的田园把画架摆出来画画；喜欢阅读，也会有小组阅读活动；
还有各种生活化的项目：做饭、收纳、艾灸，哪怕就在田埂上发呆……
在小苑，活动计划从来不是贴在墙上的，而是从孩子们的讨论声中长出来。
就像游戏“我的世界”一样，在“小苑委员会”，孩子和大人一样，都是主角，关于周末怎么排，所有的决策都要经过这群孩子的讨论。
他们可以选定自己的角色：家庭会议法官、摄影师、英语小助教、历史故事通、海报手绘师……搭建了自己的“小苑币”体系。
还有厨房日活动，发起的孩子西西拉着几个伙伴扎进厨房，切菜、配料……
一位家长看到这一幕，感慨的说了一句话，让智霖记了很久，她说“原来自然而然才是最好的状态。孩子弄丢了的生活，在这里找回来了。”
有人问智霖，你这算是创新教育吗？他想了一下，说：“我觉得我做的不是创新教育。我做的是一种补充，是校外的多元价值补充的窗口。
就是一个社群，大家一起成长，一起学习，让孩子在平常有同伴，有这样的氛围，有这样的环境。”
是的，就这么简单，因为他小时候也是在这样松弛的环境下成长，如果现在的孩子缺少这样的环境，他希望能根据自己的经历，把这个小缺口补上一点。
2
散养与对抗，寻找与发现
“小时候不打游戏，不是父母不让打，是自己打够了、都快打吐了。”
小时候，智霖经历过一段漫长的“散养期”。
“爸妈、老师都不怎么管学习，放学后的作业不到一小时就能写完。”剩下的时间，他打游戏、看书，反正对他来说是一样的，都是纯粹的“玩”，和抓蝉、爬树没什么两样。
爷爷是山东铝厂的文员，床边堆着各式文学原著。智霖没事就抽一本书看插画，“一看可能看几个小时，甚至一上午。”
后来，家里的书架从一个增加到三个，最后“一面墙都满掉了”。
那时的评价体系也是松散的。他偏科，数学成绩一塌糊涂，但因为文章写得好，班主任照样让他当班长，没人要求他未来必须怎样。
“成绩好坏不会影响你是否能和大家做朋友。”智霖回忆，那时的价值标准是多元的：有人运动特别好，也能换来赞赏。
但他没想到，这种散养的快乐在高一那年，戛然而止。“之前被表扬的东西，逐渐没有价值了，写的作文被觉得不符合应试。”
这让他产生了困惑，且这种困惑持续了整整半年。
一开始，他选择对抗。在语文课上，他拒绝写那种起承转合、充满套路的作文，坚持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试图验证那些他在名著里读到的“好东西”依然有效。
他想用一套自己的逻辑，去对抗应试机制，他觉得老师们其实也是认可他的，只是选择不明面上支持。
到了高二，他等到了一个残酷的确认：ta们不是不说，ta们就是觉得没什么价值。
他开始逃课，告诉父母不想上大学，“觉得上大学没用”。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按照自己的节奏复习，想以此证明：即便不走你们划定的那条路，我也能抵达。
第一次高考，他失败了。在结果面前，智霖开始重新审视规则。
他意识到，如果想看到更广阔的世界，想去接触那些自己觉得有价值的好东西，他必须先通过高考、拿到一张入场券。
“应试只是我的工具。”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我喜欢文学，我需要用这套工具去更好的大学，看那里的古籍。”
第二年，他将个人风格与应试技巧揉碎、重组，考入了四川大学中文系。
可期待中的“东西”并未在大学里出现。中文系的课堂上，老师们为了一个字的训诂考证翻天覆地，鲜有人抬头看看窗外真实的生活。
他理解，但觉得并不是自己想要的。
半年后，智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愕然的决定：休学。他去南大、北大、北师大旁听，想找答案。
走了一圈发现，“大家也都大差不差。”他想，或许答案不在中文系。
重返川大后，他开始跨专业旁听。直到遇见人类学。在人类学的课堂上，他第一次感到精神的共鸣。
”这是一个‘看见’的学科，它包容、多元，关心真实的生活和边缘的声音。”他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乡村经济》，深受触动：“我觉得这才是中国的魂。”
于是他放弃了本专业保研。
当时国内没有把人类学作为第一学科的学校，他把目光投向国外。发现费孝通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校友，他决定申请那里。
申请文书没找中介，他写下了自己的思考：“我选择人类学，就是为了更包容、更多元地去看见不同的生活方式。”最终，他拿到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到了伦敦，智霖发现，那里的大学是没有围墙的。学院楼散落在城市的街头巷尾，“像星巴克一样，随时随地能发现一家”。
而热闹自由的同时，伴随着一种近乎残酷的独立。”学校只给提交期限，剩下的找资料、约导师、跑调研，全部由学生自理。如果论文没过，学校真的会让你无法毕业。等于把你直接抛向社会，没人给兜底。”智霖说。
那种久违的、野蛮生长的感觉回来了。
他走在伦敦街头，看着国外的青少年在假期里拼命往外跑、各种经历，他总会想起自己野蛮生长的小时候，也想起现在国内那些被困在题海里、对真实世界几乎缺席的孩子。
他意识到，教育最核心的能力，或许不是授予那张学位证，而是赋予一个人不断经历、塑造自我的能力。
这种能力，在AI席卷一切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AI可以替代计算，替代写作，但它唯一替代不了的，是下判断、选择自己要走的路。”
而这，来自于你曾经广泛地尝试过。智霖觉得自己幸运地在有意、无意识中积累了不少，可现在的孩子，大多陷在题海里。
所以留学归来，他转身走进浙江的乡村。
3
种子，正在破土
如今，“小苑计划”也进入了新一期阶段，智霖在忙着筹备一场又一场的小苑活动。
每当有人问起“小苑计划”的初衷，智霖总会想起自己的童年。
那时候，表哥带他们几个小孩去湖边抓鱼，去山头野炊。表哥从不要求ta们“必须变得优秀”，甚至没有对ta们的学业有过半句叮嘱，他的角色只是“玩伴”。
但正是在那些疯玩的日子里，智霖却学会了交流、合作、思考和创造，学会了怎么跟人相处，怎么面对输赢，怎么对世界产生兴趣。
那些东西是慢慢长出来的，没人刻意训练，等意识到的时候，已经在身体里扎了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那批孩子，即便没怎么刷过题，成绩却都不差。”智霖说，“因为我们在生活中被训练过内驱力。一个人如果见过世界生动的样子，他就不甘心只做一个做题机器。”
而现在的孩子，最缺的就是这种“无用之用”的时光。这也是当初智霖给项目取名时，在“院”与“苑”之间推敲了很久的原因。
小苑，与“小院”谐音，却多了一层深意。在古语里，“苑”不仅是草木繁茂之地，更意味着那些拥有独特秉性的“奇花异草”。
他希望每一个走进这里的孩子，都能像山野里的花草一样，不被修剪成统一的绿篱，而是感受自然、按照自己的节奏，长出原本的精彩。
不过，见过太多深陷厌学泥潭的孩子，智霖很清楚自己能做的有限。有的时候，不是孩子的问题，是家长的问题。
“其实，也不是家长不对，是家长基于他们的成长经历和社会经验，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观点，不容易改变。”
智霖举例，比如有家长觉得把孩子送来就是治情绪问题的，好了就赶紧接回去继续狠抓学习。
家长只看到表面孩子学不下去了，很少去从根源思考孩子为什么学不下去，“这样，孩子从小苑回去往往只是暂时好了，很多时候反反复复。”
他也知道，我们不能对父母要求太多，自己有个开明的父母，是一种幸运，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能如此支持孩子。
智霖的父亲出生于山东知识分子家庭，却选择了走艺术这条道路，更曾在智霖三四岁时，离家去中国美术学院进修研究生。
“都要靠妻子来养家，这件事情在山东那个地方看起来，绝对是不可理喻的。”但母亲支持了这个决定，像父母如今支持他一样。
所以面对那些无法像他一样逃离规则、仍在应试教育中痛苦挣扎的普通孩子，智霖给出的大多是极其现实的建议：
“撑住，不要崩溃。如果能撑到大学，有了一点自己的空间，可能就会好一点。”
然后等撑过来，“把生活活成艺术，把世界当作江湖”。
开学以后，接孩子的车陆续停在院门外，又一辆辆开走。
山风吹过，院子里未收起的画纸微微卷起，颜料还没干透。
在那上面，有歪歪扭扭的太阳，有流动的溪水，还有一些没有名字的、正在野蛮生长的形状。
智霖知道，有些种子，已经破土而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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